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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说来，中国学者对外国史学的评论，比西方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评论要晚得多。20世纪初，梁启超、章太炎曾经涉及西方史学和印度史学，但都不是系统的评论。20世纪20年代初，李大钊在北京的一些大学讲授西方学者的历史思想，可以视为比较系统地评论了西方学者的历史观。[18]与此同时，何炳松翻译了鲁滨逊的《新史学》，并加以评论，认为：
他这本书里面最重要主张，统括起来，就是下面几句话：“研究历史的人，应该知道人类是很古的，人类是进步的。历史的目的在于明白现在的状况，改良现在的社会。当以将来为球门，不当以过去为标准。‘古今一辙’的观念同‘盲从古人’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；因为古今的状况，断不是相同的。”
何炳松指出：鲁滨逊在《新史学》中“所说的话，虽然统是属于西洋史方面。但是很可以做我们中国研究史学的人的针砭”[19]。
此后，中国学者评介西方史学著作日渐增多，形成一种潮流，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走向高潮。从中国读者的眼光来看，这些译著大致分为三种情况：第一种情况，是没有译者的任何说明和评介；第二种情况，是有一篇介绍性质的译者序文；第三种情况，是有一篇研究性的长篇序言。以第三种情况为例，何兆武、张文杰所译的柯林武德的《历史的观念》一书，二位译者写了一篇长达42页的《译序——评柯林武德的史学理论》。在这篇《译序》中，译者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的学术史背景做了详细的考察和论述，以此来说明柯林武德的历史观念之由来；为了把问题阐述得更加透彻、清晰，译序还对柯林武德的另一部著作《艺术原理》的学术谱系与学术影响做了分析，指出了后人对此的不同评价及其原因；出于同样的考虑，译序还就柯林武德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做了简要的阐说，对其政治学专著《新利维坦》做了评介。在这篇《译序》的最后，译者对柯林武德作了总结性的评价，他们写道：